严惩网暴者！让“按键伤人”不敢再肆无忌惮
湖北武汉一位67岁的老人谢永安，17年坚持卖2元的糖水，被亲切地称为“糖水爷爷”。然而，谢永安在走红之后却遭遇了许多非议——有人质疑糖水的卫生问题，有人造谣老人子孙不孝。为了平静地生活，老人决定放弃糖水生意，不再出摊。发生在“糖水爷爷”身上的网络暴力，在近年来并不少见。
从一言不合就让对方“社会性死亡”，到有组织有目的地对他人进行网络施暴；从北京冬奥会期间攻击谷爱凌、苏翊鸣等运动员，到在女子订婚照的视频评论区造谣其为“8号技师”；从造谣杭州女子取快递出轨致其患上抑郁症，到逼迫寻亲男孩刘学州自杀……网暴者攻击形式之多、攻击对象范围之广、造成后果之严重，令人触目惊心。
近年来，整治网络暴力的呼声越来越高。
多位全国人大代表和业内专家建议，在加大打击力度的同时，进一步完善相关立法，建立更加完善的惩治机制，加大对网络暴力责任主体的惩治力度，让“按键伤人”的网暴者再不敢肆无忌惮。
往往伴随侵权和违法犯罪行为
“从网络治理实践看，网络暴力伴随互联网传播服务发展，从最早的BBS时代，到社交媒体时代，再到现在的短视频和直播时代，一直是严重侵害用户权益、扰乱网络传播秩序的毒瘤。”中国政法大学传播法研究中心副主任朱巍说。
在互联网平台，发布评论、私信是公众对社会热点事件和人物表达意见最主要的方式和场景。但同时，因发布成本较低、传播效率较高，容易产生骚扰、侮辱谩骂甚至诽谤造谣等网暴行为。例如，在抖音，日常被举报并处理的评论中，“谩骂，人身攻击”占比32.79%。
朱巍指出，根据网暴的严重程度、性质和影响范围不同，网暴行为涉及网络侵害人格权、侵害公民个人信息、寻衅滋事、诽谤等诸多方面。
“网络暴力往往伴随着侵权行为和违法犯罪行为，有的通过侮辱诽谤、威胁恐吓等形式，输出语言暴力；有的利用人肉搜索等手段泄露个人隐私、个人信息；有的打着伸张正义的旗号，对他人骚扰嘲讽，实施道德绑架。网络暴力不仅侵害他人的尊严、名誉和隐私，也严重污染了社会风气，所以我们的态度是要坚决打击。”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网络综合治理局局长张拥军说。
近年来，各方加大对网络暴力的依法整治力度。例如，检察机关继推动取快递女子被造谣出轨案自诉转公诉，接续发布公民人格权保护指导性案例；今年4月，中央网信办部署开展“清朗·网络暴力专项治理行动”，主要聚焦网络暴力易发多发、社会影响力大的18家网站平台，通过建立完善监测识别、实时保护、干预处置、溯源追责、宣传曝光等措施，进行全链条治理。
呈现组织化产业化规模化现象
近年来，网络暴力的舆论暴发契机，已经从偶发性社会事件日渐向精心挑选对象、日期和话题转移，呈现明显人为操纵的迹象。网暴者利用社交平台和短视频流媒体推送机制多管齐下，炮制图、文、视频、弹幕病毒式传播不法信息。从网络空间的造谣诽谤到现实生活的人身威胁，从精神损害到迫使他人自残、轻生或“社会性死亡”，暴力手段和损害后果随之升级，引发恶性社会事件，并伴随着明显的不当利益诉求。
全国人大代表、北京乾坤（乌鲁木齐）律师事务所副主任法蒂玛发现，不同于早期发泄情绪为主的网络暴力，升级后的网络暴力呈现出组织化、产业化、规模化现象。
“很多网络暴力背后都有黑公关的身影，甚至形成了专门的黑色产业链。这类黑公关掌握着大量的未实名注册的手机‘黑卡’、各类平台僵尸号，在网络上利用水军、僵尸账号，采用机器人、群控等方式，短时间炒作同一话题，发布同质化言论，对舆论进行恶意引导，对网络暴力言论进行恶意传播，造成当事人权益的严重损害。”法蒂玛说。
中国传媒大学教授王四新在研究中发现，在流量、关注度和用户规模等成为商家、平台和自媒体用户寻求价值、利益最大化手段的情况下，网络暴力由于能够较快实现商业变现而受到越来越多平台和资本的青睐，出现了借网络暴力谋取商业利益甚至其他利益的现象，其背后的黑公关疯狂发展，并形成了专业的黑色产业链。
多种原因致网络暴力难以根治
“网络的匿名性和‘法不责众’的心理，让一些人可以肆无忌惮地批评甚至辱骂，这是网络暴力频发的一个重要原因。”朱巍指出，事实上，互联网是有痕迹的。而且，在司法实践中，实施网络暴力的大V和网民以寻衅滋事罪被定罪处罚的不在少数，只是有些未引起舆论广泛关注。“法不责众”其实是一种错觉，只是在具体案件中，受限于受害者的法律意识和固定证据的能力，有时并不能对每一个施暴者予以制裁。
治理网络暴力，平台责任重大。近年来，多个网络平台都在完善技术手段，尽可能将风险消除在早期阶段。
例如，抖音从2017年开始就有专人关注和处理平台上出现的侮辱谩骂现象，今年上线了屏蔽和举报不当评论等12项治理网暴的功能。4月24日至7月31日，微博共处置账号1.8万余个，处置内容1931万余条，不友善内容评论曝光量下降了98%。
虽然付出大量努力，但网暴治理依然有诸多困难和不足。抖音生态产品经理李琰说，在不同场景、人际关系、个人主观感受下，“网暴”与“非网暴”往往难以明确区分。而且，对不同程度的网暴言行，处罚措施也各不相同。因此，平台处理快速聚集的网暴时，难以兼顾“快速”与“精准”，一些难以避免的错审、漏审也容易引发公众不满。
网络暴力难以根治的原因，远不止这些。
王四新认为，网络暴力治理存在诸多难点——目前，行业内缺乏相关法律法规，立法层面尚存在一定空白；行业处置标准不统一，各平台尺度不同；网络执法机构和当地执法机构协同执法，策略还不完善；治理涉及公开数据和私有数据，平台不能主动监测和分析用户私人信息。
可建立网络暴力黑名单数据库
“陪酒女”“夜店舞女”“不正经人”……只因染了粉红色的头发，95后女生郑灵华便在网络上遭遇了铺天盖地的谩骂。生活受到严重影响的郑灵华决定起诉网暴者，“不想放过每一个实施网络暴力的人”。
多位专家认为，要维护“郑灵华们”的合法权益，震慑并惩罚“每一个实施网络暴力的人”，有效防范和解决网络暴力问题，需要在立法层面进行完善。
全国人大代表、TCL创始人李东生认为，当前，我国针对网络暴力的相关法律规定散见于民法典、刑法、治安管理处罚法、网络安全法等法律规范中。这些法律法规较为分散，适用性、衔接性不强，由此造成了网络暴力受害人取证困难、求助无门的困境以及平台主体责任缺位等问题。
李东生建议，完善打击网络暴力的相关司法解释，针对打击网络暴力进行专项立法。同时，加大对网络暴力责任主体的惩治力度，落实网络平台主体责任，有效提升应对网络暴力的效率。
今年全国人大会议期间，张雄等40位全国人大代表联名向大会提交议案，建议为反网络暴力专项立法。要从法律层面明确界定网络暴力的定义和范畴，界定言论自由和侵犯他人隐私权等犯罪行为之间的区别；明确网络暴力违法行为的民事责任、治安处罚及刑事责任；加大网络暴力的刑罚力度。
法蒂玛建议，公安部门在清除黑公关的同时，对网络账号盗号、非法交易等黑色产业链以及一些网络平台上内部势力与不法势力的勾结行为，要予以严厉打击。深挖购买黑公关和水军的企业和个人，建立网络暴力黑名单数据库，将情节严重、屡教不改者列入失信名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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