迟子建：写作是需要寂寞的
迟子建：写作是需要寂寞的http://zxpic.gtimg.com/infonew/0/cul_pics_123255727.jpg/400《群山之巅》，2015迟子建拒绝了面访，这个写作30年、发表六百多万字的东北作家似乎偏爱笔谈。我们不得不用邮件提问，这同时意味着交出了报道的主动权。好在10天后得到的回答翔实恳切，字里行间的温度表明这不是一位冷淡疏离、懒得过问外界的隐者。相反，这些文字与我在几个月前她的新书《群山之巅》发布会上所见到的模样相符：她像个小学高年级女生出现在自己的12岁生日宴会上，略微收敛住成为众人目光焦点的兴奋，眼中充满幸福的明亮。这位成名许久的作家尚未学会在公众场合温良谦恭微颔首的那套名人派头，她并不掩饰自己对周遭的好奇。与他同为60后作家的苏童曾写道：“大约没有一个作家会像迟子建一样，历经二十多年的创作而容颜不改，始终保持着一种均匀的创作节奏，一种稳定的美学追求，一种晶莹明亮的文字品格。”在1980年代，迟子建的同龄作家中曾经涌现出一批先锋文学的代表，深刻影响了中国当代文学。然而迟子建似乎始终与“先锋”保持某种距离。她一直在写东北，写没有边际的森林，铺天盖地的雪，庄稼和牲灵，秋雨和泥泞。炉前老人们讲述的传奇故事滋养了迟子建的童年。1981年，她考入大兴安岭师范专科学校中文系。在对自然景色的观察之外，她暗中对系里每一位同学都做过肖像描写训练。写作的野心在这种磨练中暗暗滋长。30年下来，迟子建也许是60后作家中写得最多的一位。她发来自己18岁时的照片，不乏自嘲地说：你看看一个女人是如何把自己写老的。有媒体曾问迟子建，如果不写作，你会成为什么人？“也许是个农妇，”她答道，“春种秋收，喜欢在雪天围炉喝酒，然后看着弥漫在窗棂上的霜花发呆。”远离喧嚣，会让文学的情感纯度更高人物周刊：你曾说“很庆幸我所处的社会环境给我提供了想象的空间”，倒是让我想到有些与你同时代作家的作品被评论指为对社会新闻的抄袭与拼凑。你如何评价这个时代，以及在现实比小说更精彩纷呈的当下如何吸引读者？http://zxpic.gtimg.com/infonew/0/cul_pics_123255759.jpg/4001997年4月11日，迟子建获得第一届鲁迅文学奖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到北京参加颁奖仪式迟子建：其实只要人的心灵不死，不管什么样的社会环境，都会给有志于写作的人，提供想象的空间。所以曼德拉和甘地陷于囚室，也禁锢不了他们伟大的灵魂，读他们的自传就知道了。如何评价这个时代？我在《群山之巅》的后记中写道，这是一个飞速变化着的时代（当然不是所有的变化都是好的），它所产生的故事，可以说是用卷扬机输送出来的，量大，新鲜，高频率，持之不休。但是再鲜活的故事，如果没有诗心，不赋予文字以情感，就不会焕发出生机，当然也就不会吸引读者。人物周刊：实际上我并不确定一个北京记者的世界跟一个深居东北的作家是否处在同样的世界里。但你去的地方多，见的人也比我多。也许可以聊聊常年躲在一个不那么一线的城市是种什么感受？迟子建：不管你在一线城市，还是我处于东北一隅，其实我们在面临的困境上，是处于同一纬度的。就像我在《群山之巅》中描绘的龙盏镇，不会因为地处偏远，罪恶就绕它而行。但对于作家来说，在一个相对安静的环境里，有利于他们的写作。因为远离喧嚣，会让文学的情感纯度更高。而且，更便于汲取写作的养料。人物周刊：过知天命之年前后有无焦虑？解决了吗？迟子建：确实有焦虑，这焦虑很多源于生理上的（更年期带来的不适），而不是写作上的焦虑，现在基本过去了。这很像一棵树在深秋还挂着一些叶片，因为叶子的存在，你以为它还青春着，但实际却是枯萎的叶片了。当一场大风让它完全脱尽了叶片，你自己在心里认同告别了青春，坦然面对，这棵树反倒是精神了，洗尽铅华，安然地开始了长冬的生活。人物周刊：关于自己的各种习惯里，你最不能容忍却又始终存在的是什么？迟子建：我坐姿差，因为颈椎和腰椎都不好，医生让我调整坐姿，可我端端地坐个十分八分，立刻有看不见的雪，把我压弯了腰，又随性坐了。http://zxpic.gtimg.com/infonew/0/cul_pics_123255814.jpg/4002008年11月2日，乌镇，左起：周大新、贾平凹、迟子建、麦家人物周刊：生活中现在还有哪些仪式性的东西？迟子建：在城市，生活里似乎已经没有仪式性的东西了。而在我故乡，过小年时，人们还习惯请灶王爷，吃麦芽糖。而元宵节时，人们会去山里，给逝去的亲人的坟前，送上一盏灯。有时读者期许的与作家的写作感受并不一致人物周刊：作家里像你这般高产的人不多，农民式勤劳写作的成果是著作等身。农民会遇到天灾虫害，对于写作而言不可预知的风险是什么？迟子建：写作不可预知的风险就是，你写着写着，体力剧烈透支，你满脑子的念头，却不能得到畅快的表达。多年前我在一篇访谈中说，一个作家最可悲的是，当你的笔还是青春的时候，你的身体却已经走向衰朽。所以我特别敬仰杨绛先生，过百岁而能写《洗澡之后》，真是文坛的神仙！人物周刊：农民见到收成便心满意足，作家对自己作品的期待应该不至于仅仅是完成。你在每一次新的写作前，会有怎样的期待？迟子建：写作就跟出门一样。短篇是短途，相对惬意；而长篇的写作，是远途。远途不仅要有美好的目标，还要有过人的耐力。无论短篇长篇，在开始写作时，都对它有美好的期待，但有时读者期许的与作家的写作感受，并不一致。比如我35岁时写就的《伪满洲国》，我个人对它比较满意，可是认同的读者少，也许它篇幅长的缘故吧，68万字，对任何一个读者来说，都是阅读的障碍。迟子建：我是伴着写作成长的，我有两个年龄，岁数的年龄，作品的年龄，这两个年龄是齐头并进的。我不太善于给自己的作品划分时期，因为我的写作是匀速运动。如果一定要说变化，那么我爱人去世，是我写作的一道分水岭。一颗文学的心，在2002年，“咚——”的一声沉在大地上，它知道触摸大地的苦难和哀愁了。所以2005年，我发表了两部重要作品，中篇《世界上所有的夜晚》和长篇《额尔古纳河右岸》，熟悉我的朋友和读者，一眼能看出这些作品的变化。伟大的文学，恰恰诞生在艰难之中人物周刊：很喜欢你的眼睛，明亮愉悦且温暖有力。你经常凝视它们么？迟子建：谢谢。眼睛是人的圣湖，所以它不管起了什么波澜，就是不长皱纹。人物周刊：为什么说自己“不适合面访”？迟子建：因为我觉得笔谈更加自由。我可以穿着睡衣、喝着茶坐在家里答题。还有，笔谈会比较准确地表达见解。人物周刊：为何与先锋文学保持某种距离？迟子建：不管写什么题材的作品，只要是在思想和艺术上不断寻求突破的，在我眼里都具有先锋性。而文学史意义上的先锋文学，催生了一批优秀作家，影响了一代人。但这些作家进入中年以后，纷纷转向，有点告别先锋的意味。批评家批评他们丧失了先锋性，可我却觉得他们的蜕变是伟大的，因为他们知道把剑雪藏起来了。被批评家激赏的那种先锋性，在我看来是明晃晃地悬在头顶的剑，寒光逼人，虽说它可以在局部挑开混沌的世相，但如果作家太迷恋寒光了，眼界就会变窄，自己也有被刺伤的危险。人物周刊：作为一个经历过80年代并成名于彼时的作家，你怀念那时代么？迟子建：与其说是怀念那个文学时代，莫如说是怀念自己的青春岁月。因为我80年代初登上文坛时，才二十出头。那时文学空气相对纯净，没有红包评论，作家们聚在一起，能敞开心扉谈论文学。而那时只要乘着火车旅行，你会发现很多旅人手捧一份文学杂志在读，文学期刊发行几十万份的不在少数。可是现在呢，旅行中的人大都在低头看手机，文学期刊能够靠自身发行量生存的，非常之少。所以在这个文学时代，一个作家能坚守自己的写作理念，不为市场左右，难能可贵。这是个艰难的文学时代，而伟大的文学，恰恰诞生在艰难之中。
所以我很喜欢弘一法师临终手书的“悲欣交集”，它道出了人生的真相，也道出了艺术的真谛。人物周刊：一个作家每开始一次新的写作，都会面临识别并突破惯性和局限的问题。你如此高产，在30年写作生涯的不同时期是如何面对这个问题的？迟子建：你说得很对，每个作家在新的写作时，都面临着你所说的问题。从文学上来说，再天马行空的写作，也是有局限性的，所以在我眼里没有完美，只有少些遗憾的写作。即便是那些名著，在小的方面，也有这样那样的欠缺。常做饭的人知道，即便做同一道菜，因为火候、食材比例和产地的微妙的变化，做出的菜味道就不一样。作家要善于取材，更要善于掌握“火候”，这个火候，需要作家有全面素养，比如看待历史的广度、看待现实的深度、对美的追求等。当然，更重要的是一个作家精神上的孤寂，他们对待艺术独立的姿态，身上有一股不怕被潮流忽略和遗忘的勇气，这样能使每一次的出发都是独特的。最大的恐惧是虚无感人物周刊：天命之年，是否能看到自己作为一个作家能够达到的高度？迟子建：我看不到自己能达到什么样的高度，我只知道自己还在渐渐前行。写作的目标，有点像云层堆积的雪山，你仰望着攀爬，以为一点点接近了，但还是无限遥远。也正因如此，文学写作充满了魅力。人物周刊：是否相信命运？迟子建：我相信命里有我们看不见的手，在把我们推到自己未必想去的路上。人物周刊：你愿意谈谈自己的恐惧吗？迟子建：因为从小被狗咬过，见到身形威猛的狗，会有恐惧感。还有我怕蛇，怕老鼠，有恐高症（看来我是一个没有高度的人）。哈尔滨冬天空气重度污染时，我去擦窗台渗进来的黑色煤粉，内心也有深深的恐惧。当然，最大的恐惧是虚无感。虚无感就像雾气，淡淡的雾气很美（尤其于文学有利），可是当它是浓雾，将你彻底裹挟的时候，虚无感就会给人恐惧感。
页:
[1]